七 月

这个时候访问芬兰银行的研究部门BOFIT是一年多以前就定好的，访问的目的是研究养老金和家庭储蓄率问题，这是IMF和各国央行关注的问题之一。但很巧就碰上了全球金融危机。在水深火热的金融危机中，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会处于戒备状态。我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坐进了Bofit的办公室，办公室是独立的，但信息却不断传来，冰岛银行破产在欧洲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所以我来这里听到讨论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想象中的中国、俄罗斯或其他大国的问题，而是处于天涯海角平静得几乎被忽略的冰岛。上周一，有消息说俄罗斯要援助冰岛，过后果然BBC就证实了，于是大家赶忙去分析为什么是俄罗斯。又过了两天说瑞典也会出手相助。我的问题比较天真：这次金融危机对芬兰会有多大的影响？似乎芬兰的各项指标都比较稳定，国际竞争力、人力资本等等都处于世界前列。于是有人告诉我，芬兰银行体系的外部依赖性很强，而且在1991年有一次类似的金融危机。我不研究金融问题，但处于好奇还是去了解了一下1990年代初期的北欧金融危机，以及那次金融危机对芬兰当今银行体系的影响。纯属好奇，很不专业，跟大家分享。

诊断是不是处于金融危机的指标大致有三方面，一是资产价格、二是实体经济、三是公共债务。芬兰在1980年代经济增长经历了黄金时期，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结束，1991年开始连续3年GDP负增长，到1995年才缓过来，随后就比较稳定。与经济衰退伴随的是经常项目逆差，最高的时候为GDP的－5%，和今天的美国差不多了。挪威的经济衰退要早一些，在80年代末，瑞典差不多时期，但这两个国家衰退的程度要轻得多。资产价格方面，芬兰的住房价格1990年比1980年涨了1倍，危机期间5年里全跌回去了，到现在才回升到1990年得水平。值得一提的是，近30年中瑞典的房价涨幅比芬兰小得多，而挪威却高得多（原因还不清楚）。在经济增长时期，银行信贷增长很快，加上实际利率较高，国际资本流入，经济就过热了，通胀率2－3％（1986）上升到1990年的9％。但后来坏帐比例开始上升，银行贷款迅速萎缩。那次经济危机之所以是金融危机是因为银行首先出了问题，银行的风险资产出了问题，面临破产，和今天的金融危机相似。芬兰在80年代放松了金融管制，银行之间主要靠价格竞争，创造了很多风险资产。更进一步，为什么那些风险资产会出问题，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首先因为俄罗斯的改革和需求下降，芬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量大减，1991年下降了70％；其次，德国统一，导致全欧洲利率上涨，芬兰马克升值。与之对照，瑞典和俄罗斯没什么贸易，挪威有石油，所以他们没有芬兰那么灾难深重。危机以后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接管了250家储蓄银行，不断注资，一直到1994年。1995年这些银行开始止损。与此同时银行经历了一些列重组过程，芬兰的银行被丹麦、瑞典、挪威银行兼并，似乎政府为了提高金融机构效率并不在乎银行的股份是否属于本国人，所以现在据说芬兰只有1家商业银行完全是自己国家的人拥有，银行体系60％为外国人拥有。由于现在银行的股票涨了，当初政府的注资的成本也大为下降，还有赚钱的可能。

还是要想想中国现在的情况，国内经济调整还没有眉目，又在为世界金融危机买单了，据说我们已经损失了2000多亿美元。现在全球的股票都在不停地跌，政府注资、降低利息也不能阻止信心的下降。让人不能接受的是贫穷的中国人，又经历了深重的自然灾害，现在却要决定是否向美国的金融大亨们提供援助。说到底是我们不清楚出口和国内消费究竟哪个对中国更重要。就象长期以来，为了引进外资，为了出口，我们投资物质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我们把钱借给美国人而不借给民营企业，我们进口污染并且只要很低的利润率，我们宁愿停留在产业连的末端，宁愿保持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宁愿透支未来几代人的资源。国外的学者研究了一下中国出口产品中在中国制造部分的增加值，发现是在下降的，于是他们认为这是production sharing的结果，可是他们不会去为中国人做福利方面的分析。中国人自己也迷惑了，我们那么辛苦，出口换了那么多外汇，都是为谁忙呢？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中国提高内需应该有怎样的一个战略。现在基本停留在想象阶段。新农村建设据说有些地方路修了，灯亮了，可是却没有人，年轻一点的都离开了。

当然，上面都不是我现在的工作，我在Bofit 有自己的任务，而且还挺麻烦。也没多少自由，总共也只有6天假期。好在这里诱人的地方也不多，我努力让自己和周围的环境一样，静水流深，做一些想做能做而且有意义的事情。

夏日的午后，天气难得的温和，空气中飘着一丝丝的凉爽，阳光时隐时现。此刻的复旦新江湾校区静谧得仿佛一座远离尘世的大庄园。仿罗马式的建筑风格似乎有些做作，目光扫过，感觉上也还可以接受。往南走，眼前的绿地开始越来越多，终于看到一片异常开阔的草坪。眼睛不由自主地一直往前看，满眼的绿色，铺展到远远的天边，再顺着往上看，就看到一幅都市水墨画。前面的是复旦双子楼清晰的造型，后面是东方明珠还有很多大厦的浓墨色的轮廓，背景是灰兰色的云和天空。把目光收回到近前的草地，感受到的是自然的召唤。轻轻踏入草地，似乎可以成为这翠绿中的一分子，就象不时遇到的一丛圆圆矮矮的冬青、很远的地方正在洒水的工人、几只漂亮的黑色鸟儿腾空而起。。。。这些景色一样。走到一条河边，河的对岸依然还是这样的草地。可以听到河水拍岸的声音，可以闻到水草的清香。天空有层层叠叠的云，却还可以看到一些蓝天。

清风从四面吹来，一时间好像风起云涌，天地融为一体。沉浸在这天地间，并没有感叹时光飞逝，也没有想起漫漫人生路，更没有心潮起伏。清风拂过，只留下“简单而自由”的感觉。内心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是一种不受束缚的境地，更是一种有信心去追求的能力？需要多少物质做基础、多少精神去享受？这些都不太清楚。但有些问题还是无可争议的，比如经历过许多幸福的时刻，但又有多少可以带来持久的快乐？又有多少幸福的时光枉过了，待到回想起来，早已时过境迁。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没有认真享受过，行色匆匆，总有一样东西没有得到，或是有一样东西放不下，又有一样东西正在远离。其实都是对自己不放心，所有的困难和恐惧都源于对自我的否定。在这个午后，在这片都市少有的绿洲上，有一种感觉告诉我，没有必要顾虑太多，存在的离开的都值得珍惜，认真是必须的态度，简单也是一种态度，剩下的就留给时间。

有句祝福道：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可是，做养老保险的人不得不想到，活得长是一种福气，同时也是一种风险。拿什么去养老？农业社会指望养儿防老。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模式既不可靠，也不经济。现代社会中，政府都要提供社会保险防止老年贫困。但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中国特有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一类身份特殊的群体，他们没有某一个城市的户籍，却在这个城市工作。这些人如果没有社会保险，人们会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有很多呼吁要给外来劳动力提供社会保险，似乎社会保险是一项基本权益。然而在城市化还不彻底的时候（比如户籍制度还不能放开），表面上一视同仁的社会保险实质上是一种保障呢还是一种税赋？

袁志刚老师中标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城乡统筹就业问题研究”，按计划最近做了一次调研，上述问题也就成了这次调研的问题之一。

这次去了两个县级市，浙江长兴和江苏昆山。昆山是全国百强县之首，是工业化最早的地区之一，起步于80年代中期，对外来劳动力有大量的需求，现在外来的人已经是本地人的两倍，今年一季度前来求职的人就达到30万。昆山的目标早已不是数量上的增加，而是开始推进产业升级换代了。政府是昆山发展中强有力的参与主体，除了提供土地、帮助企业招工，为竞争力不强的企业寻找内地落脚点等等为企业服务的工作外，政府对劳动力的社会保障也很重视。在访谈中，从市长到劳动与社会保障局长都对即将推出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有很大的意见。昆山目前对所有的劳动力不分户籍全部采用强制性的养老保险，按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企业缴费20％，进入统筹帐户，个人缴费8％，进入个人帐户。达到退休年龄且缴费年满15年的，可以按规定领取统筹帐户和个人帐户养老金；如果缴费不满15年，则不能享受统筹帐户的养老金，一次性领取个人帐户养老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方案”则在城镇养老保险模式的基础上将缴费率降低了一半，养老待遇也相应下降。那么这个政策为什么引起当地政府如此大的反应呢？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再看看长兴的情况。

与昆山比，长兴的工业化步伐明显落后，长兴地处交通要道，靠近安徽省，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长兴是2000年后才发展起来的的一个县，外来劳动力占本地劳动力的10％多一点。在近期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中长兴是受益者，当地领导也将此作为长兴发展的一个机遇。在社会保障方面，长兴对外来劳动力提供了和本地城镇职工不同的政策，主要内容是五险合一，但企业的缴费率比城镇职工要低。在访谈中，当地社保局的人认为低一点的保障主要是考虑到企业的成本，对外来劳动力提供低一点的保障表示认同。

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外来劳动力自己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在这两个地方，我们都对当地的外来劳动力做了问卷调查，作为今后正式调研的一个测试。初步看两个方面，一是这些人的流动性，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地方长期待下去。这个问题问下来，绝大多数人都说今后还是要离开的；二是需要不需要养老保险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比较分散，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多人其实不明白养老保险的缴费和受益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的问卷还要修改，把问题问得更容易理解。这样面对面的调查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关门苦读的人太有意义了，首先与世隔绝的人想到的问题即使理论上再有说服力，实际上可能也并不是主要问题；其次，这些问题要找到答案还要能把问题说清楚，让普通人听懂。不过，我们还是从另外一些渠道得到了一些信息，在昆山开发区和昆山一个农业基地访谈的时候，我们得知，有些人的确不愿意参加养老保险，而是更愿意把缴费的钱发给他们自己，那个农业基地甚至已经开始让外来劳动力选择参加保险，还是每月多拿300元。

我比较冒昧地问过昆山政府的人：如此反对降低农民工养老保险规模是处于对本地养老基金平衡的考虑，还是处于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还是两者都有。他们认为是两者都有。随着人口老龄化，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入不敷出，需要新的来源，而把大量的外来劳动力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证资金的来源。昆山由于经济发展程度高，企业的层次和管理水平都比较高，企业也可以承受由此带来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于是他们就采用了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一视同仁的养老保险政策。长兴是没有条件，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他们对外来劳动力的社会保险缴费就定得低一点。

养老保险是一种强制性储蓄，其目的主要是平滑不同时期的消费，并可能享有社会保险带来的较高收益。但这种收益的实现还依赖于一些基本条件，其一要能保证资金的安全性，缴费和待遇领取之间可能跨越了几十年，资金的所有者和资金长期游离，那么政府是否有能力让外来劳动力放心地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放在社保机构那里？其二要能保证资金可以顺利转移，外来劳动力有很强的流动意愿，尤其是不能得到户籍的时候，流动是必然的。在一个城市参加了社会保障，如果到另一个城市若不能续缴，那么必然就要中途退保，养老保险就退化为定期储蓄，而且如果退保只能退出一部分保费，养老保险则变成一种税赋负担。

在上述两个基本条件还不具备时，仓促给外来劳动力建立和城市一样的养老保险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更好的做法是增加工资。养老保险的主要目的是养老，如果没有社会保障，个人通常也会为养老进行储蓄。政府举办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个人有可能是短视的，而且这种短视会对社会中的其他人造成负担。如果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人其实不是短视的，那么政府养老保险的规模也没必要那么高。其他国家的情况看，政府提供的养老保险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企业年金的规模会大一些。长期看，这样其实是减轻政府的负担。

基于外来劳动力意愿的差异性，也基于政府目标的多样性，单一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可能满足所有的目标，设计可供选择的养老体系是可以考虑的方案。一种选择就是加入城镇养老体系，一种选择是加入另一个区别于城镇的体系。城镇制度的特点是保障程度高，但缴费也高；后一种制度和城镇养老分开独立运行，相当于在一张白纸上重新做起。这个制度的特征是不累积隐性债务，采用个人帐户或名义个人帐户，而且缴费率低于城镇养老体系，主要满足那些流动性强的劳动力的意愿。

在我们调研的最后一站，我对养老有了新的感悟。那是一个蔬菜种植基地，有600亩。这个基地的成长很快，2002年的产值只有100万，现在已经到3000万。常年工作的有150人，忙的时候还雇用一些临时工。一部分也是外来劳动力，与工厂里的不同，这里的劳动力年龄都偏大，外来劳动力都在40岁以上，因为超过了工厂的招工年龄，只好选择这里。但我却觉得这是老年劳动力很不错的选择，工作是一种体力劳动，但平常活又不是很费力。而且这里空气新鲜，果蔬茂盛，让人心旷神怡。年轻的时候喜欢犯叶公好龙的错误，嘴上说喜欢田园生活，行动上却都挤到大城市工作。经历过种种兴奋和无奈、遍看人生花开花落之后，选择这样种花种菜的养老方式应该有利于身心健康。想象和那个相守了快一辈子的人，并肩坐在桃树下，“我们不知不觉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

（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不代表essrc）

城乡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主要矛盾之一，在中国是受到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同样的问题搬到法国来就显得比较模糊，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法国的城乡收入差异并不是一个问题，如何维持农业的发展、保护农村的自然环境是人们更加关心的问题。事实上，在法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城乡收入差异也从未成为过主要问题。这个现象与中国截然不同，最近在法国做了一段学术交流，对此问题有了一些初步了解。虽然中法两国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等方面有很多差异，但法国对中国而言还是有值得探究之处，首先，法国是欧盟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耕地面积占到欧盟15国的三分之一，法国也是对农村发展比较重视的欧洲国家。其次，法国属于城市化较晚的工业化国家，比英国约晚半个世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20多年的城市化过程。法国经历的城市化过程有不少值得一提的方面，对缩小中国的城乡差距也有一定的启示。

首先是关于城市和乡村的定义，在中国一般是以户籍加以划分，有城市户口的算做城镇人口，在统计城市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时都是以此为标准。这在中国是有意义的，长期以来中国的就业、社会保障、土地使用权的分配等问题都与户籍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法国对农业人口的定义口径就相对比较窄。法国在行政区划上也可以区分出城市和农村，如果按居住地点来划分，会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住在郊区和农村的人不断增加，城市的人又开始往农村搬迁。交通通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改善使城乡的界限变得很模糊，我们更关注那些主要从事农业活动的人的状况。在法国的统计中对农业劳动力有明确的规定，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至少有50％的工作时间从事农业劳动；二是至少有50％的收入来源于农业或林业以及与农业和林业相关的旅游业或其他活动；三是直接来源于农业生产活动的收入不少于25％；四是加入了专门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险计划。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一个农业人口超过50％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城市化飞快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70年代初 80％的人都生活在城市，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从50年代的约30％下降到60年代的约20％、70年代的约10％。2006年，法国的农业劳动力只占到全部劳动力的3％，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也只有2.7%。

如今提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不免就会联想到收入差距也日益扩大，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成为中国最近20年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中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是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3倍多，农民收入中来源于农业的份额逐年下降，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的工资普遍偏低，大多数的普通农民属于低收入阶层。法国的收入差距二战后比战前有较大的缩小，在50、60年代有小幅度上升，70年代中后期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并趋于稳定。在1950年最富的10％的人占有总收入的32％，1970年为33％，1980年下降到31％，而在1935年这一数字是46％。高级管理人员(Cadres Superieurs)的工资和普通工人（Ouvriers）的工资比，1951年为4倍，1965年为4.6, 1970年为4.3, 1980年为3.3，1990年为2.8。到今天，作为农民的收入并不低，相当于技术人员的收入水平。法国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在2000年初，给出了各类职业平均的年收入，专业人士（律师、医生等）70126欧元，经理人员38722欧元，技术人员21409欧元，农民21114欧元，熟练工人15428欧元，白领工人14661欧元，非熟练工人13217欧元。可见，法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并没有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民也没有变成经济上的弱势群体，这一点和中国有很大区别。这其中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政策值得思考，一是城市劳动力市场政策，使得离开土地的农民可以转变成产业工人；二是农业政策，使得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可以同样享受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成果。

法国城市化的飞速发展首先源于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法国在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中期经历了一段经济繁荣期，GDP年均增长率超过5％。经济增长使得收入增加，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休闲度假等过去的奢侈品已经成为广大民众的普遍需求。加上二战后推出的全面社会保障政策，人们在养老、医疗和基本生活方面几乎没有了后顾之忧，消费能力得以普遍提高。需求的增加进一步带来生产的扩张和就业机会的增加，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这期间的劳动生产率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一方面是由于投资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表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这期间政府对劳动力提供专业培训，熟练工人的比重显著增加，白领雇员和管理层雇员数量也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还吸纳了很多南欧和非洲的移民劳动力，主要从事一些体力劳动。

在城市化过程中，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为劳动力供需双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对劳工的社会保护政策满足了城市化的需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培训计划等。其中失业保险政策对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生活保障。法国在1958年推出失业保险计划，提供失业保险金，和就业援助机构一起帮助失业的人尽快找到工作，失业保险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保险费，另一部分由政府出资。此外，在1950年推出的最低工资政策也给雇员提供了有效的生活保障。应该看到，社会保险既是城市化的产物，也推进了城市化。中国现阶段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还存在歧视，他们在职业进入和工资待遇方面都不能得到和城市劳动力同等待遇，特别是几乎没有社会保险，这也是农民不敢放弃土地的原因之一。近年来，中国一些大城市已经有了给外来劳动力提供社会保险的政策，但这些政策本身还不够完善，与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相比之下显得尤为不足，而且政策和法律的执行也缺乏力度。

农业政策和城市化政策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效果。城市化政策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民数量的减少有助于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但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依赖于农业政策，农业政策可以帮助农民提高收入，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从而使更多的农民有能力从事非农工作。 在农业政策方面，1958年欧盟形成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旨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农民提供正常的生活水平、稳定农产品市场，保证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CAP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也主导着欧盟的预算平衡。目前CAP通过农产品价格支持和直接对农民补贴等措施每年大约要支出900亿欧元，其中法国每年约得到110亿欧元的补贴，是CAP最大的受益国。头上有个CAP的保护，法国农民似乎不用愁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而且能以比较高的补贴价格卖出去。法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而欧盟用高关税把其他国家的农产品拒之门外。另一值得法国农民骄傲的是他们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似乎有足够的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农民有自己的组织，更有甚者，在法国的选举中，农村社区的代表人数是超出平均比例的(overrepresented)。另一方面，对农民补贴还得到大多数本国民众的支持，虽然农业保护政策使得消费者得到的价格偏高，但他们认为给农民补贴可以提高食品的质量，维护农村的自然环境。当然法国农民也面临不可忽视的危机，首先农业收入自2000年以来下降很多，其次，CAP的政策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面临改革，法国农民未来是否还能享受这样的福利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农业补贴方面，中国和法国难以有可比性。可以这么认为，法国的农民拥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会让世界其他国家的农民眼红。但在给农民的社会保障方面，中国需要做更多的努力。社会保障问题是中国城乡差距中倍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农民一直没有正式的养老保险计划，农村合作医疗也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相比之下，法国农民享有专门的社会保障。法国在1957年推出了对农民的社会保险计划，称为农业社会互助(M.S.A.)，这是仅次于城市主要社会保险的第二大社会保险计划，凡是农民都必须参加，为农民及其家人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家庭补贴。现阶段中国农村可能还难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先从建立医疗保险入手。疾病已经被列为中国农村贫困的第二大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缺乏劳动力。事实上，疾病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有很重的医疗负担，另一方面导致劳动力的减少。目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自愿性参与，参与率不到80％，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认为合作医疗制度提供的保险有限，不能解决问题；另一类是比较穷的家庭，尽管保险费很低，他们也不愿参加。同时政府对合作医疗基金实行补贴，政府补贴已经占到合作医疗基金的70％，中西部地区更高。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由政府全部出资建立医疗保险基金，同时制定合适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给予生病的农民补贴。当然这其中还需要进行详细的分析才能看出其可行性。

当然，法国的经验还不能说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在经历了战后30年的经济繁荣后，法国的经济一直缺乏活力。但至少在其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民所享有，全社会的福利有了普遍提高，工业化时代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得到了有力的保护。中国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大国，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都是危险的。尽管如此，总结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历史进程仍然是大有裨益的。

不要去想到底有没有上帝这个问题，至少我们可以admire所存在的这一切：圣经、教堂、宗教艺术。如果有真有上帝，那么我离上帝这么近。就住在离巴黎圣母几十米的地方。傍晚的时候，游人渐渐散去，我喜欢这个时候进圣母院坐一会儿。坐在正中间，正对着那扇最古老的玫瑰窗，沐浴着从四周无数的stained glass里透进的光芒，光线穿过了那些神圣的窗户似乎也变得圣洁了。眼前是圣母和她的孩子安详地坐在十字架下，耳边回响着女声柔美的圣歌。关于圣母院的历史和人物大约可以写一本书，每天晚上9点这里播放一部1小时左右的片子介绍圣母院的建造过程和建筑特点，还有这里发生的大事。太多的陌生信息，不过我看的时候很随意，有享受，虽然很多不明白。

只是坐在这里，体验平和与纯净，对所拥有的点点滴滴产生幸福感。我是一个缺乏幸福感的人，猪一也这么说我，我是吗？但至少在这里我觉得幸福，觉得平日的我很世俗。我知道我终究不能脱俗，但至少有这样一段时间我仿佛有一双翅膀可以在蓝天下飞，不断地飞。。。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们已经做过飞翔 ——泰戈尔

四年之后再次在巴黎小住，决定不再省钱，就住在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这是巴黎最著名的文化区，因为这里有很多大学，思想家、哲学家、诗人们是附近咖啡馆里的常客。当年这里的学者和学生们都说着拉丁语，所以就被称为拉丁区。我住的地方是一条闹中取静的小巷Suger。出来就是两个毗邻的小广场，st.Michel 和st.Andrew，st.Michel是圣经里的一个天使，他有两条龙，专门对付魔鬼。St.Michel广场上的雕塑描绘了他战胜魔鬼的形象和那两条龙，和中国的龙不一样，一种有翅膀的飞龙。巴黎大学和索邦大学就在附近。不远处是塞纳河，可以看见巴黎圣母院。沿着st Michel大道走不远就到达著名的卢森堡公园。我第一次听说是看杨绛的书，有张和钱钟书在那里拍的照片，那是他们在巴黎最喜欢的去处。我几年前在巴黎住的时候就去过，果然十分赏心悦目。这次住在附近就可以天天去。那里绿草成因，绿树成墙，点缀着鲜艳的各色花卉，有无数的椅子供人们聊天和读书。坐在那里读书的人很多，似乎都很专心。我每天在那里读一本英文小说，里面有句话是父亲对女儿说：everyone should stay a little in Paris. 很有感触。

巴黎的历史可以从她的建筑上反映出，塞纳河两侧伟岸的楼群是当年的王宫，现在很多是政府部门的办公场所，还有一所医院，从外表看，绝对想象不出是医院。拉丁区的许多建筑都很有历史感，可以是学校、可以是商店、可以是旅馆。我住得这个不起眼的小巷，是以巴黎大学的创始人命名的，据说12世纪就有了这个地方，曾经住过音乐家Charles Counge.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人。朴实而厚重的建筑让现代的高楼大厦苍白无力，金钱可以创造现代，但金钱不能重现历史。巴黎就在历史和现代之间游刃有余地穿行，为世人向往和惊叹。

拉丁区的书店可谓五步一个，规模有大有小，大一点的像百货公司一样热闹。许多专门的书店，比如经济、管理、信息、植物等等，也有综合的。很好的一点是新书旧书放在一起卖，消费者可以选择。特别是教科书，旧的只要3－5欧元，新书价格是旧的10倍。还有很多小说，还很新，只卖几个欧元，让人眼馋，可惜看不懂法文。法国的现代小说据说很有意思，却没看过多少。英文书的确比较少，美国的畅销小说也被翻译成了法文。其实，不仅是拉丁区，印象中巴黎的书店很多。我碰到的巴黎人对每一处历史都非常清楚，比如一条街，一个教堂，一个人，喜欢详细地解释一件东西或事情。巴黎是个充满文化，充满自由的地方，不需要价值判断，所有的存在都可以被科学或历史地解释。人性的真善美在这里似乎得到了最多的承认。 

夏天的长沙干热异常，倒更显出繁华的一面，傍晚的时候人们都跑到街上。黄兴广场附近有一条步行街，比上海的南京路和北京的王府井都要长，也更加热闹。两样有本地特色的东西当然不能错过，一是湖南菜，二是湘绣。坡子街上有个火宫殿，那里有长沙著名的小吃臭豆腐干，出自湖南的领袖人物，毛主席、朱熔基等都回忆过它的美味。湖南名菜剁椒鱼头和手撕包菜却没有找到，一时倒怀念起我们复旦附近的洞庭春湘菜馆了。价廉物美的是香喷喷的煲仔饭，腊味煲仔最美味。我曾经想钻研一下煲仔饭的烹饪过程，终究因不务正业而暂时搁置。有一条小街上有卖湘绣的，看了个饱，只买得起两个肚兜，上面绣着荷花和鸳鸯，穿给猪一看吓了他一跳，所以还是挂起来当艺术品看的好。其实长沙还有一样特色就是洗脚，那天开完会，和几个女学者项目的同学结伴去享受了一次，感觉极其一般，不疼不痒的。

猪一和猪二从上海赶来会合。出于对毛主席的崇敬，到长沙主要是追随他老人家的足迹。上中学的时候读过《沁园春·长沙》，但并没有特别的印象，到了长沙这首词就变得鲜活起来，想起了“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恰同学少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橘子洲正在施工不开放，只能远眺。岳鹿书院和爱晚亭是当年毛主席学习生活和思考革命道路的地方。书院有幅门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很霸气。当年在书院教书的杨开慧的父亲很赏识毛泽东，甚至把女儿嫁给他。可惜那样早她就牺牲了，或许是天意，让这个聪慧坚强的女子早早脱离混乱的人世，伟人通常也是不检点的男人。伟人的身后总是有数不清的凡人的默默奉献，伟人总是没由来地很早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质，非凡的魅力使得千千万万的人心甘情愿的跟随着他，谱写历史的一个篇章。来到韶山冲（冲就是两山之间的凹处），毛主席故居依山傍水，导游说山势隐约成龙形，屋前的两个池塘仿佛为龙的眼睛。我和猪二就在那个开满荷花的池塘中合影留念，并且吃了那里长的莲蓬，异常甘甜。韶山上还有一个主席的石干娘，就是一块大石头。主席小名叫石三伢子，石干娘的作用是保佑他没灾没病。据说主席50年代回家乡宴请乡亲的时候说，该来的都来了，就是石干娘来不了。

韶山有很多关于主席的神奇传说，猪一对此非常认真。在导游的带领下，积极购买各种纪念品。我当然不能阻止他对伟人的崇拜，花点钱又算的了什么，猪二也借此机会学习中国历史。最为神奇的一件事是这样的：

据说有位高人送主席三个数字：83， 41， 99，在主席的经历中确实经常出现这些数字，甚至把卫戍部队命名为8341部队。我家猪一就说跟导游说我们那天是8月3号，坐的车尾号是41。我有点好笑，猪一的热情真是很高呢。晚上回到长沙猪一和猪二依旧精力旺盛要去开福寺吃素斋，我一心只想回宾馆休息，怎奈不好扫兴就去了。在服务员的推荐下，我们胡乱点了一些，味道很不错，结帐的时候是99元。我只是觉得不太贵，谁知猪一倒吸一口凉气，说怎么就这么灵呢。我问怎么回事，他说我们随便点菜怎么就这么巧是99呢。